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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大学更应关注普通校友的“小捐”
发布时间:2012-5-26 16:08:3来源:新京报
■ 访谈嘉宾
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,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
捐款性质 捐款本身都是善举
新京报:现在国内高校似乎每逢校庆,都会呼吁校友捐款?
陈平原:其实,大学接受捐款,并非到了校庆的时候才做;这项工作一年四季都在做,一般都是以某某大学“校友会”或“教育基金会”的形式专门负责。为什么到了校庆时才引起公众注意,特别是逢五逢十乃至百年校庆?这里有三个因素:一是时机,校庆时说服校友捐款相对容易,也显得顺理成章;二是心理,这个时候,基于“荣辱与共”的立场,校友们容易被感动;三是媒体,媒体的积极介入,让捐款者更多了解母校的进步及需求,也让捐款这一善举更广为人知。此外,大学为了制造“规模效应”,也可能平时谈好,校庆时集中发布。这就造成了大学校庆期间密集捐款的现象。
新京报:您认为从性质上看,校友捐款算是什么?对国内国外而言,有区别吗?
陈平原:捐款这一行为本身,应该都被视为“善举”。不管是捐给大学,还是捐给专门的慈善机构;是关注国内的环保、医疗、灾害、残疾人问题,还是非洲地区的失学儿童,都是一种爱心的体现,一种高尚的品格。至于捐给“甲”还是“乙”,那是由捐款人的意愿决定的,你不能追问,更不能限制。但现实中确实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——越知名的大学,获得的捐款越多,形成所谓的“马太效应”。你看看大学的捐款排名,与大学的影响力排名基本同步。原因在于,捐款人若考虑“效应”的话,当然是捐给知名大学更容易获得关注与赞誉。另外,还得考虑校友的能力:越是著名大学,其毕业生成才的几率越高,对母校的回报因而也就越普遍。这样,就形成了良性循环。
捐款动力 出自对母校的认同感
新京报:您曾说:“(校友会的工作)第一步是建立牢不可破的感情,而不知不觉中,你会有回报母校的冲动。”但是从目前来看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捐款主体多为有钱的、有名的和有权的校友,普通校友似乎只是旁观者,缺乏“回报母校的冲动”,为什么会这样?
陈平原:一个人愿意捐款,有两种基本的心理动机:一是同情,二是感恩。纵观国内外大学,所谓“回报母校”,就像给自己家乡捐款一样,有感恩的成分在里面。这既合理,也合情。因此,我真正想表达的是,对于校友捐款,不应该仅仅统计捐款总额,更要统计实际捐款的人数和比例。因为,看捐款的积极性,可从一个侧面观察到校友对于母校的认同感。从这个角度说,各大学除了看重“大钱”,更得关注“小钱”。募集小额捐款,既吃力,又不讨好,可这很能显示校友的心情。我看国外及香港的大学,在校友的小额捐款上,做得非常细,让你举手之劳就能完成此心愿。还有,他们统计时,会说今年共有多少校友捐款,这与总共募到了多少钱,两个数字都很重要。前者往往被公众及媒体忽视了,但它体现的是全体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。
所以,我认为校友捐款的比例,应该成为评价一所大学的“校友会”或“教育基金会”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当然,这也是大学形象及声誉的侧影,可被仔细观察与剖析。
新京报:我注意到您有一个身份是“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”,是否会呼吁捐款?如何呼吁?
陈平原:或许是长期从事人文研究的缘故,我对“为母校募捐”这件事,处理得很低调,小心翼翼。这确实是校友会的重要工作之一,但要把握一个度,不能让参加活动的校友感到压力。最热心校友活动的是两头,一是已退休,一是刚毕业。这些人热情高,但往往经济实力较弱。募捐不是“逼捐”,你首先得考虑捐款者的能力及心情;参加校友活动,不管捐不捐,都要给人尊严与快乐。另外,我不喜欢泛泛而谈,若募捐,必须有特定需求。比如,最近中山大学筹建博物馆群,希望校友们捐款,这我觉得可以做。
捐款回报 适当奖励是必要的
新京报:2010年,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100周年,当时系友黄怒波捐出200万元,支持设立高端学术层次的“胡适人文讲座”,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回报。有具体回报吗,是什么?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?
陈平原:那200万是支持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的一系列活动,至于设立“胡适人文讲座”和“鲁迅人文讲座”,是另外给的。此举没有任何直接回报。我认为,愿意捐款的,大都看重以下三点:一是事情有意义,二是本人有能力,三是事后能落实。我们的工作目标很明确、黄本人有能力、以往的合作也很顺利,因此,我只谈了半个小时就敲定了。倒是我自己心里有压力,人家赚钱不容易,不能乱花。系庆活动不用说,大家看得很清楚,有他这笔钱垫底,我们可以只谈“友情”,只字不提这“阿堵物”。至于他捐给“胡适人文讲座”和“鲁迅人文讲座”的钱,我们放在“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”,建立专门账号,专款专用。而且,每年汇报业绩,说今年请谁谁谁来讲,效果如何如何。人家看不看我不管,我这么做,自己心安。在我看来,大学既要学会“要钱”,更要学会“花钱”,让捐赠者深切地感受到,这捐赠是值得的。
新京报:国内不少高校校友捐款,一般都会给予一定回报,比如冠名大楼或讲座或奖学金。现在似乎面临两难,给出回报,会有沽名或交易之嫌;没有回报,会影响到其他校友捐款的积极性。您怎么看?
陈平原:因校友大笔捐款而冠名大楼或讲座,我认为这很正常。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“回报”。一是合法的荣誉,对于积极捐助教育者,给予适当的表彰,这个全世界都一样。就像这回华生夫妇为东南大学捐款,也包括此前黄怒波为北大捐款,大学很自然要提出是否冠名的问题。他们谢绝了,那是他们的高风亮节;但不能苛求所有的捐赠者都这么做。另外一种回报,则带有学钱交易的色彩,不太合适。比如,你给我捐款,我授予你学位或学术头衔。好大学爱惜羽毛,一般不会这么做。问题主要出在募捐困难的学校。金钱和学术之间,不能进行直接交易;你可以用别的奖励方式,以表示感谢。如何让捐款人真切感受到做善事的魅力,但又不损害学术的尊严,这方面,“仪式感”很重要。
捐款管理 “用不好”会让人心冷
新京报:与国外高校相比,国内高校校友捐款是否乐观?
陈平原: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。一来国人经济实力提升,二来鼓励捐赠的法规逐渐完善,三来各大学积极操作。最近这些年,各大学的校友捐款工作发展很快。通过向海外高校取经,加上国内各院校之间互相学习,很多大学都建立了运作良好的校友会及教育基金会。但这项工作要有长远打算,最忌讳“势利眼”。两年前我在中大演讲,提及做校友工作不能“嫌贫爱富”,不能冷落那些“非著名”的校友。越不著名,越不能怠慢,因其容易受伤害。而且,今天是著名校友,弄不好明天就身败名裂,进监狱去了;而今日的“非著名”,说不定日后“发迹变泰”,为母校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尤其是学者,沉潜几十年,默默无闻,突然一飞冲天的,不是没有可能。借用毛泽东的诗句: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,做校友工作,属于“长线投资”,切忌“短线操作”。
新京报:校友捐款该如何使用?是否需要向全体校友定期公布捐款数量及使用情况?
陈平原:当然需要。具体在什么范围、采用何种方式公布,那是因时因地而异。我注意到北大及中大都有公布,只是人家校友不一定关注。我还是那句话:人家看不看是一回事,你做了,自己心安。用好善款,能唤起大家继续捐款的愿望与热情。反之,则容易让人心灰意冷。近日媒体报道,汶川大地震后,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、香港特区政府和绵阳市政府共同投入建设了一座教学楼,2010年3月投入使用,并更名为绵阳紫荆民族中学。日前这楼被拆掉了,具体原因众说纷纭。不管理由是什么,凡接受捐赠,都必须尊重捐赠者的意愿,尊重他们的感受;万一出现变更,一定要事先与捐赠方充分沟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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